从疫情爆发的第一天起，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顺手拿过手机，打开微信，一页一页的翻看新增病例数与疫情发展情况，这一系列动作似乎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项条件反射。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整天都处在焦躁、不安、惶恐、心慌及害怕当中，即使你的内心再强大，你的自驱能力再强，人的状态也一定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不过还好，至少在这个非常时期，我的亲人都在身边，和他们聊聊天，喝喝茶，能够有效缓解抑郁的心情。
我妈，今年65岁，属于和平型性格，对别人不要求，对自己也不苛求，再加上她对互联网一窍不通，在这场疫情面前，我觉得她似乎显得有些与世隔绝。
不过这样也挺好，眼不见，心不烦，但作为儿子，还是有义务要告诉她这场疫情有多恐怖，并教会她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妈，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咱们尽量别出门，如果要出门买菜的话，一定要带好口罩，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嗯，听居委会的人说过了。没问题，我们就在家，挺好的。”
“跟你说啊，我看到官方分析的数据，说是与SRAS病毒相比，这次病毒的传染能力明显更强，看这架势，我真担心一周后的返工潮会导致疫情持续恶化……”
很显然，这是一位标准悲观主义者的内心独白。
但我妈听完这番言论，却很淡定的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不要总是那么焦虑行不行？”
她接着说：“不过，这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确实很快，很难控制。但听你说的数字，我怎么感觉没有你小时候的那次 ‘上海甲肝事件’ 来的可怕啊？那速度才叫迅猛，只短短三个月就感染了近31万人啊！你那谁谁谁，不就摊上这事了吗？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呢！“
先来解释下，我妈口中的 ”上海甲肝事件“，就是1988年曾在上海爆发的一场由甲肝病毒引起的甲肝大流行。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这场疫情一共累计发病超过30万人，8000多人住院，死亡近50人，直接经济损失达近5亿元。
对那个年代而言，无论是医疗还是通讯，甚至是政府机关的经验与效率，都无法与当下相比，所以对不少非上海出生的，或是85后的小伙伴来说，似乎会显得有些陌生。
那一年，我也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脑海中也只有一些挥之不去的隐约片段，比如自己被爷爷奶奶急匆匆地带到乡下，并不允许和任何小朋友接触，就算到门口不远的茅厕去大便，爷爷也会紧紧的跟在我后面，脸上写满了焦虑。
我曾壮起胆子问过，结果被爷爷狠狠的骂了一顿，之后就吓得不敢再问了。
就这样，我在乡下住了三个多月，一直到天气转暖，换上短袖，爷爷奶奶才带着我回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我问过妈妈：“为什么爷爷奶奶会突然带我去乡下呢？”
至今我仍然记得，妈妈涨红着脸，看了我几秒钟，缓缓地从牙缝中挤出了几个字：“爷爷奶奶喜欢你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在说谎，她一说谎就脸红，但这应该是她对我说过的众多谎言中最善意的一个了。
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一样，随着疫情的逐渐蔓延，恐慌与焦虑迅速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使人惶惶不可终日。
甲肝大流行时期，全国人民眼中的上海
1988年以前，包括我们家在内，很多上海家庭每年都要吃掉很多毛蚶。
听我妈妈说，1988年1月的天气和今年非常相似，原本格外寒冷的季节，却格外的暖和。
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差不多，那些食用了毛蚶的人，陆续都出现身体发热、上吐下泻等症状。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信邪，觉得是因为天气即将骤变带来的不适，结果病情在人群之中迅速恶化。
发病的人，不仅全身乏力，而且面色越来越黄，甚至眼睛出现了黄疸症状。
这时，有人才意识到情况不对，纷纷前往上海各大医院进行治疗。
另外，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途径传染（粪口途径），而且潜伏期在15-30天，这给疫情排查带来了困难。
从1988年1月中旬，上海出现第一例甲肝病人开始算起，到1月31日就已经达到了1W多例。
由于暖和的天气，更是加快了甲肝这类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仅过了一天，患者人数就达到了近2W例，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年。
在随后的两周里，每天的发病人数均超过1W例。
据我妈说，当时《新民晚报》有一篇报道，说是把上海所有医院（包括妇产医院）总共也就5.5万张病床，即使全腾出来，也根本没办法集中安置这么多甲肝病人。
这种带有明显焦虑感的信息，更加大了人们的恐慌情绪。
再加上同时就诊的人实在太多了，不少医院门口都排起了一条条长龙，相当拥挤。
有的人由于体力透支，排队排到一半没有力气就晕倒了，场面十分可怕。
一时之间，上海人“谈肝色变”，尽量避免出门。就算熟人见面，也不打招呼，不握手。
所有走在街上的行人，基本都保持警惕，互相打量，刻意的保持一段距离。
不过，为了有效的控制疫情，上海政府还是想了很多办法，他们要求当地的大中型企业腾出仓库，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
另外，一些空置的旅馆以及学校教室也被用来安置甲肝病人。
只是遭受疫情的地点，从上海换成了湖北。
只是被感染的人体器官，从肝脏换成了肺部。
只是传播消息的途径，从报纸换成了网络。
但这次的防控形势，无论与1988年的“上海甲肝”，还是2003年的“非典”相比，似乎都要来的更加严峻。
毕竟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前所未有的高铁、高速公路、自驾、航空旅行的普及，让中国人的流动性翻了几个台阶，也大大加速了病毒的扩散速度。
但对我与家人来说，回忆终究是一种过往。作为曾经的灾区人民，此时此刻，我们很能理解湖北小伙伴们在这次疫情中遭受的苦难。
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祈祷，祝愿武汉及湖北的小伙伴们早日健康归来。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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