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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中国建筑出奇短命的报道。记者还开列了一个短命建筑目录，其中许多地标性的现代化建筑居然建了十几年就被炸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中国是世界年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的主体结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百年大计的地标建筑居然活不过15年，浪费是何其惊人！

以中国城市化发展太快、建筑的设计和规划难免跟不上时代为理由是无法为此辩解的。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帝国大厦都是什么时代的建筑？如果这些建筑到中国怕是早就不存在了。面对建筑短命的现实进行道德说教或让政府“加强管理”也属言不及义，关键还要从制度上找问题。

制度上的根本问题在于老百姓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进而造成拆迁的成本过低，区域规划缺乏。

拆迁是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又十分投机。他们一方面提倡保护私有产权，一方面又提出对拆迁户不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为什么会如此矛盾呢？保护私有产权是自由派的核心意识，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又不愿意将这一意识坚持到底，觉得对拆迁户保护太多会导致漫天要价、没完没了地拖延，影响了经济发展的效率。既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当然就要先保效率了。坚持公平原则从短时间看也许有失效率，但从长时间看则因为捍卫了市场的公正性而获得了更好的效率。

这在建筑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清楚。你到美国大城市看看，十九世纪的建筑比比皆是，大部分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还没有出现过更新换代。为什么呢？首先一条就是私有产权得到了充分保护，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开发商看中一个建筑，“拆迁户”可以合法地“漫天要价”。这就大大提高了拆迁成本。当你花了那么大本钱和时间、精力拿到一块地时当然必须精打细算。你在这里要是呆十几年就走，走到哪里去呢？你买不下别的地就没有去处，所以这就逼着你百年大计。（博主注：为什么柏林火车站的建设要花十年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原因。所以我们不必炫耀“中国速度”了。）可中国的开发商拿到块地很容易也很便宜，随便盖个房子，不满意再拆，或者到别的地方再盖，如同搭积木一样。

另外区域规划也很重要。这种区域规划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地居民的权利。你即使买到块地，也不是想建什么就建什么，要合乎当地的法规、顺应民意。例如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买下一栋建筑，契约上写得很清楚，要拆掉此建筑盖新宿舍楼，也通过了审批，但当地居民有意见，成交的买卖就被否决了。周围居民提出的问题不仅有新建筑对周围居民采光等等的影响，还有新宿舍带来的那么多学生对环境的影响等等。经过讨价还价，限制了高度，甚至限制学校的招生人数，最终才算通过。中国的老百姓如果看到家门口平地而起一栋庞然大物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前《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了一篇从中国访问回来的教授的文章，称他的中国朋友开玩笑说：在上海的办公楼里连续埋头工作几天，再出门就不认识路了。这叫中国速度。这玩笑自然夸张，但也颇为传神。不过该教授也坦言：从上海回来才能体会到波士顿的可贵。在这里每盖一栋房子都是经过各方面的反复博弈，考虑到方方面面。所以这城市虽然看上去很老，但设计之周到，几乎是无懈可击，既保留了传统，又有便利的现代功能。当然更不用说这样的城市建设不知道节省了多少经济资源。

我们衡量市场效率必须有把“长尺子”，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追求公平如同追求利润一样是人之本性。违反这种本性来设计制度不仅扭曲了市场，而且会使经济在种种不和谐的冲突中丧失效率。（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