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邊塞詩可以體現他建功立業，求時濟世的抱負，熱情，開朗，雄心勃勃，創作中洋溢著青春的朝氣和理想的光芒，飽含情韻。其中《隴西行》“十裏一走馬，五裏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以急促的節奏，緊張的局勢，關山飛雪，狼煙不舉，強有力的氛圍給人以振奮。而王維晚年卻大相徑庭，嚮往的“出世”，詩人久經仕途的失意，在安史之亂後對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或者在佛家禪道影響下，悟到人生還有另一種境界，“興來每當往，勝事自知空，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變笑無還期”。因此，他在半官半隱中更多了些“擺脫名利，還我本真”的思想。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叛軍陷潼關，隨之攻入長安，唐玄宗倉皇逃往四川，王維沒來得及逃往而被俘。被俘後，他曾吃藥取痢，假稱患病，以逃避麻煩。但由於他的詩名，安祿山派人將他迎到洛陽，拘於菩提寺，不管他答應不答應，硬委之以偽職。無奈之中，王維當了安祿山的給事中。期間，安祿山曾宴其部下於凝碧宮，王維聞之而悲，暗中作詩寫道：“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由此可見他的心聲依舊追隨唐王朝。

　　然而，在唐軍相繼收復長安、洛陽之後，王維與其他陷賤之官，均被收系獄中，隨後押到長安，按律當斬。有人以王維的《凝碧池》詩見證其忠於唐王朝之心，加之王縉請求削己官職以贖死罪，唐肅宗特此賜免，並且任王維太子中允之職，可謂不幸中之大幸，後又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轉尚書右丞，這是王維一生所任官職中最高的官階，也是最後所任之職，所以後世稱他為王右丞。

　　但是，經歷了安史之亂慘痛遭遇的王維，晚年苦行齋心，“不衣文采”，除了飯僧施粥之外，“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他也曾向皇帝上表，將自己最為鍾愛的輞川山莊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之用。王維也不止一次上狀，懇求朝廷允許將自己所得的職田獻出，作為周濟窮苦、佈施粥飯之用。同時，王維的《謝除太子中允表》和《責躬薦弟表》，可以窺見安史之亂時被拘於賊中的王維，曾一度想出家修道。

　　從“自然妙趣，萬物天成”的處世態度上看，王維有道家自在無為的思想，這在他的詩中也有反映。“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詩中有一個“寂靜空幽”的意境，在寂靜的環境，寂靜的心境下，塵世的喧囂，生活的榮辱，恐怕都忘卻了，只有那雨後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於是，詩人獨坐，萬念俱息，連這青苔色也似有似無，是青苔色欲上人衣來，還是人心欲著青苔色。無論如何添了一份“自然妙趣，萬物天成”的閑趣。而在閑趣之中，物與我渾然一體，無跡可尋，這正是道家藝術的完美體現。

　　此外，王維的《輞川集》以至其他山水詩，也有這般風味。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在很大程度上蘊涵著道家自然的意念，清寂空靈的山水田園，恬靜安寧的心境，與他追求清幽絕俗，自然坐忘的意趣相融合。《竹裏館》：“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將傷感的激憤和清冷的孤獨的心境化為虛靜至極、自在見性的境地。而《輞川集》中的《鹿柴》，“返景入深林”，在日暮，黃昏的落日殘照裏，有一種“忘我忘情”自得之樂，少了窮途末路、人生如夢的傷感。

　　與佛家定慧參禪，不同的是，道家沒有來世之說，人生是苦海，斷絕煩惱，因果報應只是佛家修禪達到的寂滅境地所需的歷程。而道家坐忘修身，靜坐忘己在於修身遠禍，順應天命，合乎自然，以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遙自在，無待自由。而這一思想在王維的生活中也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