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之痛：教育落后 粤西雷州有个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他们说，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东塘村共有908户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468户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统计，30年前中国的整体贫困率约为52%。也就是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村支书王南干了整整13年。直到去年，他才在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告别茅草屋，盖上红砖房。 谈及贫困，省委书记汪洋曾很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杭州注册公司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贫困，为什么会一直在这个小村庄停留衍生? 无法逆转的打工回流 到了外面，他们就像哑巴，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 上世纪9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务工人员涌入珠三角，这片遍地是金的寻梦天堂。 东塘人也加入了务工大军。滚滚车轮，载着一批批怀有赚钱养家梦的人走出东塘。然而，幸运之神似乎有意躲着他们——村民从未听说谁在外面赚了钱，走出去的人很快又都回到村里。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通向村里黄土路铺上了水泥，村民说其它没有任何改变。 东塘亮后村郑鑫一家，四年前买的红砖，现在还堆在角落，早已布满青苔。 青苔背后，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2006年，郑家住了几十年的茅草屋已破败不堪。外面下雨，屋里涨大水。这年的一场大雨后，茅屋遭遇灭顶之灾，坍塌了大半。 就在同一年，郑鑫22岁的儿子初三毕业，在朋友介绍下去了广州打工。尽管对外面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老大去了大城市闯，生活就有了依靠，于是决定：盖房！ 从亲戚那里借的2万盖房钱很快就花完了，但在广州的儿子却连注册杭州公司饭都吃不饱。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懂技术，他只好跟着老乡捡破烂。 盖房梦被迫中断，原来的草房亦不复存在。无奈之下，他们搬进附近的树林，用树枝搭起两个“木帐蓬”。小的给年仅九旬的老母亲住，郑鑫和老婆住在大帐蓬里。 每天，91岁的老母都会拄着拐杖，到半成品的“新房”前去看看。她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能住上新房。 这个梦想也许一直将会是梦。工作了四年的郑家老大，现在每个月工资仅800元。在电话里，他告诉奶奶，外面太苦，他想回家种田。 村里的中年人，年轻时也和郑家老大一样，曾走出东塘，到珠三角或邻近省份打工，但顶多做三年就回来了，“出去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 “到了外面，他们就是哑巴！有的人甚至被老板像送瘟神一样赶了回来。” 东塘人在外面消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时间消逝，他们最终贫困返乡，一无所有。 “不会再轻易出去了”，村民张浩小学毕业，“出去了也只能做最底层工人。”他曾组装过一年零件，但最终产品一次都没见过，还经常遭受老板的白眼。 原本对外面世界充满期待的东塘人，终于认识到，要想靠打工赚钱，几乎比登天还难。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即使地上有金子，我们没文化也看不见”。 专为懒汉“设计”的耕田 “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还要受土地“欺负”，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回到家的东塘人别无它途，只好重新捡起家门口的农田。 近几年，国家粮食收购价格节节攀升，广东稻谷每斤最低收购价逼近1元。但这一切，和东塘人似乎无关，好的年头，种的粮食仅仅够填饱肚子。 土地贫瘠，严重沙化。雨季时，海风长驱直入，带来丰沛降水，田里的积水半年也排不完；但这里也会一连好几个月滴雨未下，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禾苗干死。 靠田吃饭的东塘村民，实际是靠天吃饭。即气动蝶阀使是最好的年头，亩产至多也就500斤。而在其它地区，依靠机械科学种植，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提到科学种田，很多只上过小学的村民连“听都没听过”。在东塘，机械化种植几乎是空白，拖拉机、肥料这些提高产量的“法宝”，在大多村民眼里实在多余，“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买粮食”。 有村干部自嘲：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村民文化不高，还要受土地“欺负”。 村民们说，东塘的田是专为懒汉设计，“只要老天开恩就有饭吃，否则做再多也没用”。 但偏偏很多“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却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靠着分散在好几处的一亩农田，47岁的村民赖雪贵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四年前，丈夫因淋巴癌去世，而她有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地少，赖雪贵只能一地两用，割完水稻后，立刻种上番薯。曾经有技术员告诉村民，应该如何科学施种才能提高产量，但她和邻居却怎么也记不住，更学不会。 赖家家徒四壁，没有日历，没有时钟。几乎是文盲的赖雪贵，这样高速电机的生活延续多年。“看时间有什么用？”早晨她跟着邻居下地，晚上跟着大家收工。 赖雪贵说，她都忘了上一次看到百元大钞是什么时候。周末，两个读书的孩子必须回家，因为田里需要他们，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床，两个孩子只能去邻居家借住。 就是这一亩三分田，东塘村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包括对生活的热情，都花费在这里。因为，这里能让一家人吃上饭，遇上好的年头甚至可以吃饱饭。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家庭能从口粮中“抠”出可供变现的余粮。有人曾试着种花生、辣椒，但都“只有热情，不懂技术”，忙活了一年甚至还要赔钱。 每年青黄不接时，村里女人都会回娘家。谭妃簪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她都会回到徐闻娘家，拿回几十斤米，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但因为出不起路费，即便以这种理由回娘家，一年也顶多一次。 谭妃簪将家里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赚了钱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但儿子今年其实才刚满5岁。 和记者聊天时，谭妃簪正在削水冷电机红薯。刚削没一会，她就小声抱怨：“刚才削得太快了，皮削得厚，浪费了很多。”有点不舍，她又拿出两个小的，掂量着说：“嗯，今晚应该够吃了。” 16岁的大龄初中生 他们操着纯正“雷州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力气不比别人少，运气不比别人差，命运却好像偏要和东塘人作对：在外打工失意，回家种田也“从未得意”。 慢慢地，村民意识到，真正的困顿，也许不在破败的茅草屋上，不在沙化贫瘠的土地里，而是深深植于自己头脑中。 东塘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老师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雷州方言。 “不说也得说”，村支书王南说，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文凭，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最佳时期。“雷州普通话”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7年前，对于村里不少适龄儿童来说，连听这种“雷州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交不起学费。 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走在公路上三两成群的小学生才真正多了起来。”校长郑景豪说。以前教室坐不满，现在不上小学的情况基本已经找不到了。 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村民谭妃簪家就是典型。两个女儿都在镇里上初中，以前全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现在孩子连吃饭的钱都交不起，就连去年的电费都还欠着[@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