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时代的年轻人急于求成，渴望着能有一个“人生攻略”，以为人生象玩电子游戏那样可以凭着一个富于实操性的技巧就可以闯关夺隘。但是我们已经解释过的了，电子游戏所构造出来的虚拟世界同现实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本质”有两个：一是现实世界中的变量无限性，这是任何技术指标难以重新演绎的，也就是说人生不能够象电子游戏那样在遭遇到失败的情形下可以按ESC键退出重来。失败者只能是自己嚼食人生的苦果，并继续承受失败所引发的后续性反应，这没任何道理可讲，这个没道理可讲的道理就是人生的大道理。
　　电子游戏中的人生或法则都是符合人的想象的，而真正的现实却是客观的，这就决定了现实与电子游戏的第二个区别之处，那就是现实中的版本是不可重复的，在电子游戏中你可以多方偿试并最终过关，而在现实之中，别人的成功或是失败绝对与你无关，即使你看到了别人是如何成功的，你也无法将这个成功的过程复制或是拷贝出来，因为决定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最重要要素是失败者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洞察与彻悟基础之上的沉稳与历练。
　　说得简单些就一句话：不懂事的人永远学不会别人的成功技巧，懂事的人不需要学习别人就会取得自己的成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人的人生只是属于他自己，别人的经验与智慧图具“参考”而缺乏实用价值，这就是许多关于成功人物的记述或传记虽然比比皆是，但咸少会有哪个人只是读了别人经过伪饰后的经验就能够取得自己的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这个结论是依据张思静的个人经历所得出来的，未必那么准确，但至少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反的例证，这就使得这个结论已经接近了事实的本身。
　　早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张思静这个名字，他报考公务员的时候和张满、杨召、李晓飞的分数相同，虽然他的名次不明原因的被排到了前面三个人的后面，但这恰恰证明了他的实力。因为张思静是在毕业几年之后，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之后所选择的人生之路，这个出发点就决定了他与前面三个人的不同之处。
　　张思静不是因为社会竞争的压力增大而挤到公务员这座独木桥之上的，在社会上历练了几年之后的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生存技术要领，即使考不上这个公务员，也未必会影响到他的人生，但考上公务员，对他来说则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机会。
　　张思静是在主动的选择，是在为自己的人生一步步夯实基础，这与张满、杨召和李晓飞只想逃避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一心想找个摔不破砸不烂的金饭碗的想法全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四个人中只有张思静在做出他的人生选择，而张满、杨召和李晓飞却不过是随波逐流，所以这三个人的失败是必然的事情，即使没有下乡这次引发他们人生波动的契因，他们也会在别的事情上遭遇到失败。总之，张满三人的失败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因为他们不“懂事”，不懂事的人失败是正常的，成功了反倒是件奇怪的事情。
　　成功是成功者的专利与特权。对于那些缺乏成功者思维的人来说，成功更多的不过是运气的成份，就如同摸彩票，自己的选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张满来说，被安排下乡了，就表明他人生的失败；对于杨召来说，不能留在近郊三个月，就证明了他人生的失败；对于李晓飞来说，不能够在穷乡僻壤干出名堂来，就标志着他人生的失败。五十步笑百步，所以他们三个人围绕着这个莫名其妙的目标进行了人生的博弈，这个博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失败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而张思静则不然，他是在为他的一生勾勒蓝图，一旦把他的视线放开，下乡这件事就成为了他必须要做并必须要做好的工作。
　　所以从一开始，张思静就考虑他如何选择才能够从众多的挂职下乡的人员脱颖而出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不言而喻的，他必须要选择最偏远的地方，越远越穷的地方，人们才会记住他；此外就是时间越长越好，再长的时间也长不过他的一生，对此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此外，下乡挂职这件事不是一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是一种组织行为，他必须要依靠组织。这种想法，是张满、杨召和李晓飞所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得到的。既然是组织行为，那么他就必须要遵循组织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行事，有了这个明确的认识，余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这是张思静与张满等三人在行为表现上的最大区别，张思静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而张满等三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他们纯系以个人的喜好来考虑问题，是否愿意下乡？是否愿意下到僻远地带？是否知道自己去做些什么等等，这些考虑看起来好象没什么不妥当，却是最典型的“不懂事”，道理很明白，处于社会群体中的人，做事时所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应该去做”而非是否“喜欢去做”。
　　张满三人将这次事件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必须要由他们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只有张思静最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组织中的一分子而已。他只要顺应这个组织的规律凸显自己在其中的价值与作用，就会为他的人生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张思静下乡时走得比较远，他不象杨召那样死钻牛角尖非要留在近郊，留在近郊有什么好处？有多大可能可以帮助他的人生成功？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没必要须坚持甚至也没必要考虑。而且张思静也不是象李晓飞那样孤军深入跑到远不可及的地方，说过了，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活动，他一个人跑那么远干什么？这又不是万米赛跑，比的不是谁更能跑，是谁更懂事。张思静选择的是和大家在一起，由几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人都是“懂事”的人，早在决定下乡之前他们，他们就考虑着如何通过这次活动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在考虑如何才能够将事情做好，做到让方方面面满意。
　　懂事的人总是要扎堆的，不懂事的人却注定了要跑单帮。只有懂事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展开合作，不懂事的人即不懂得和懂事的人合作，更没办法和不懂事的人合作。所以当这批由各个单位所派出来的人员走到一起的时候，懂事的人立即相互找到了他们的事业伙伴，不懂事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感觉与意识，已经说过的了，当别人准备成功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失败，最糟糕的是他们始终不知道这一点。
　　一个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的人，能够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实在是不大，幸好张思静没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也衡量过自己的能力，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他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三人到了一个缺水没电的村子，然后三人明确的分了工，由张思静留守山村，代表“全体工作队”展开了“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在不卷入当地矛盾与纠纷的前提下，弄清楚了当地居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不用弄也清清楚楚的摆在那里。村子没电，不通电的原因是没钱，而张思静的工作就是说服没钱的村民们主动集资替村子通电，想来那些没钱的村民们躲他还来不及，哪还有心思拿当地乡土的矛盾跟他闹？这是张思静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但张思静要的不是说服没钱的村民们拿出钱来，而是踏踏实实的工作，无论是他，是当地村民还是各级政府，都需要这个。
　　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在与张思静同组的另外两个人身上，但这个价值性工作在正式的报告上是不会提到一个字的，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真正有必要的是要让每一个参与到这件事情中的人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行为与价值。

　　那两个人比张思静年龄大一些，思想更成熟，也更有经验，所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跑城里想办法替他们蹲点的小村子搞来一定的政府投资，他们熟悉政府工作的流程，有着足够的资源可以调用，做这项工作比村民们要容易得多，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位。于是小村子很快就通上了电，有了电，就可以多多种植水浇地，当地的富裕前景，是一目了然的，而当地居民对扶贫工作队的感激之情，更是发自内心感人至深。
　　这个工作小组被当地的居民送出了百里之遥，上了年纪的老人淌着眼泪拉着上级领导的手，哭求把张思静这个好干部留给他们，当地的农民越想留下张思静，上级领导就越是舍不得把张思静给他们，上级领导倒是挺愿意把张满、杨召或是李晓飞什么的留给村民们，可村民们又不想要。
　　这大概就是与成功有关的定义了，需要你的人越多，你就越成功。被别人需要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尺度，张思静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当张思静坐在主席台上，语重心长的对全省干部做扶贫成果总结报告及经验介绍的时候，也正是组织对李晓飞的处分正式下达的时候，而在这个时间里，张满与杨召早已被逐出场外，已经不再有参与这项社会游戏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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