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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公司(CIC)董事长楼继伟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一年前，主权财富基金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被形容为秃鹰，蓄意通过自己的投资来获得政治影响力。这些日子，相关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政府和企业生怕自己的门开得不够大。助长当初那种恐慌言论的，是仇外心理和正当安全忧虑的混合物，一如2006年美国反对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ubai Ports World)企图收购六个美国港口所显示的。为先发制人地克服这种反对，去年一些主权财富基金达成了《圣地亚哥原则》(Santiago Principles)，这是一套行为准则，承诺进行透明和非政治性的投资。或许他们

中国表示，不会通过对海外农田投资（尤其是在非洲），加入到外包粮食生产这一逐渐增长的趋势中去，并对此类交易能够提高本国粮食安全表示怀疑。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昨日表示，中国政府倾向于依靠自有土地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从而使中国与沙特和韩国等投资于海外土地的国家形成差异。牛盾在八国集团(G8)首次农业部长会议期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可能依靠在其他国家（投资）来保障本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不得不依靠自己。”这是中国政府高官首次就该问题发表评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经济体和最大的谷物消费国及生产国

阿里斯代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将于本周三呈交的预算案将揭示英国的真实状态——在成功摘掉“欧洲病夫”这顶帽子30年之后，英国再次成为这一头衔的有力争夺者之一。诚然，欧元区有些经济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英国财政大臣大概不会愿意与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同行交换位置。而欧元区之外，中东欧的一些经济体已陷入真正的危机。不过，1979年之后英国经济复兴在欧洲大陆激起的近乎敬畏的尊重，如今又变回到某种类似于怜悯的心态。仅仅5个月前，达林在先期预算报告中预测，英国2009至2010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0.75%至

跟马多夫(Bernie Madoff)一样，政府也在对我的钱穷追不舍。而跟他不一样的是，我并没做错什么事。可惜的是，众议院不这么想。上周四，328名众议员投票通过法案，要对我的奖金征收90%的附加税，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兰格尔(Charles Rangel)还将我1月份得到的奖金说成“有悖于正直人士的所有信仰”。参议院也在考虑类似的法案。对于熟悉我名字的人，这可能出乎你们的意料。直到一年前，我还一直是《华尔街日报》个人理财栏目的专栏作者，并且被很多人视为普通投资者的朋友。但那已是过去时了。2008年4月，我离开《华尔街

诺基亚(Nokia Corp.)公布第一季度利润下滑90%，但这家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表示，疲软的手机市场已经浮现了需求企稳的迹象。诺基亚首席执行长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周四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市场已经不再以难以控制的方式下滑了，第一季度末浮现的市场持稳迹象令我感到振奋。康培凯说，由于第一季度商店和仓库的手机库存显著减少，行业前景变得更加可预测了。但他说，现在谈论全球消费者需求滑坡是否已经触底还为时过早。在此次经济衰退中，诺基亚的状况要好于许多竞争对手，但也同样遭受了消费者支出显著下降的冲击。截至3月31日

索尼公司(Sony Co., 又名：新力公司)新推出的便携式数码摄像机售价不到200美元，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但这款产品却标志着索尼企业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一直以来，索尼都将重点放在制造价格不菲、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上，而不是价格适中、便于使用的产品。Webbie HD是一款最基本的便携式摄像机，用于摄录视频并上传到互联网。这是索尼应对价格低廉的Flip的产品。Flip是一款简单小巧的便携式摄影机，很快就成了美国最畅销的产品。由中国的合同制造商生产，并非索尼原厂产品。其开发也是由索尼的美国营销部门而非东京总部的工程师主

你感觉到了，不是吗？当前市场想要走高。当前的金融类股交投淡静，而你本来以为金融股会遭遇更大规模的抛售。不管怎么说，在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规模达50亿美元的募股中，看好高盛的投资者老老实实地以每股123美元认购，而现在他们得到的回报是2亿美元的亏损。但Financials Select Sector ETF上涨了1%，表明了潜在的投资者信心。当然，这份信任也可能是用错了地方。但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将于周五公布业绩，很快就能见分晓了。最近市场人气颇为积极，看上去真正能让当前的反弹势头见顶的因素只能是那些

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吸引着成百上千万希望获得更快“实时”功能的新用户，这种趋势将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等老牌市场参与者抛在了身后。主要社会媒体网站Facebook、Twitter和FriendFeed都已开始推广新功能，让用户能够进行即时互动。上周，Facebook的活跃用户突破了2亿人。移动设备不断提高的性能和网络连接能力，使用户能够在网页上发布照片和随意的想法，这也助了社会媒体网站一臂之力。“实时内容和资料几乎成为了新的电视节目，”Altimeter Group的社会媒体分析家查琳•李(Charlene Li)表示。“你看到的不是预先编排好的电

问题三年前，我辞去了经理的工作，全身心的享受起更有意义的生活（园艺、垂钓、写作等）。由于担心这种天堂般的日子无法持续，我拜会了一家职业中介机构，描述了我辞职后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位中介的表情看上去就好像我刚刚呕吐在了他的鞋子上。我担心日后任何雇主对我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下次面试时，我该如何描述自己目前的情况，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呢？无业人士，男，41岁你重出江湖的时机选得太差了。这不仅是指你要与大批新失业者抢饭碗——那些人可不像你三年来就忙着把虫饵绑在钓线末端——而且雇主们现在行事真的非常谨慎。他们会带着

现年63岁的作家琳达•巴克林(Linda Hale Bucklin)看见自己所在的社区新开了一家“健脑俱乐部”，当场办了张卡。现在，她每周去那里三次，通过电脑学习一个“视觉处理”课程，她觉得这个课程帮助她更快地找到汽车钥匙，并提高了自己的网球技巧。在球场上，“我的网球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琳达说，“我在和40多岁的人打球，而且表现还相当不错。”她加入的是活力大脑(Vibrant Brains)健脑俱乐部(Vibrant Brains)；据老板讲，从2007年12月起，俱乐部已吸引了约200名会员。会员每月支付60美元，就可以使用由20个电脑工作站构成的设施，

北京的Steve Qiao认为高尔夫像麻将，是可以打出感情，打出品性的，是很好的商务工具。天气好的时候他一周要跟客户打五、六场球。身为科技公司中国计费网创始人的Steve在美国呆过16年，两头都算球迷。他在国内打球的最大感受是，和所有西方的东西一样，高尔夫到了中国也被本地化了。本地化表现之一是不管俱乐部好坏，打球的人都可以随时接手机，发短信，不太顾及是否会拖慢其他人打球的速度或者影响击球质量。Steve自己打球时就经常接手机，甚至可以一边挥杆一边打电话。他承认，虽然很多俱乐部也有对手机使用的规定，但他还没有见过像美国

最近几个关于中国富翁的数据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据最新胡润财富榜，中国有106位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家庭数量已达31万户，排名世界第五。《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对中国个人财富神速增长大加感叹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富人将怎样使用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赋予他们的影响力？提起这个话题就免不了要说到慈善。《华尔街日报》的“财富报告”专栏作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曾在他的博客里指出，一方面不少中国富豪是靠

中国人吃商务餐忌讳碰到同行，更别提竞争对手，因此一般都要订个包间。大家关上门，再点上一大桌子菜，热热闹闹地几个小时下来，彼此间的交情一下子都好象深了几分。但是我来美国五年多，还从未进过包间。和美国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也发现他们常常喜欢挑选靠门口的桌子。理由很简单：这样可以看到进进出出的都是什么人。他们喜欢看人，也喜欢被人看。美国的商界精英们更是把这种看人和被人看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大兴实力午餐，继而又将之延伸到了早餐和晚餐。所谓“实力午餐”就是每个行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每天固定到有数的几家餐馆用

三十三岁那年，Lester Blumenthal和弟弟把祖传的室内装饰材料公司卖给了一家大公司。弟弟用分得的那份钱开始买卖房地产，Lester则开始搜索灵魂：他这辈子究竟要做什么？答案是：回归土地，做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他先到农场学做农活，但发现自己没有务农的天分。又到奶酪场做学徒，也没成。37岁时，酷爱美食的他终于在马萨诸塞州乡间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到附近的农场买蔬菜、禽肉和所有原料，也算是与土地沾了边。Lester今年40岁，餐馆生意刚开始有些起色，但他已经从衣食无忧沦落到负债一百多万美元。而弟弟的房地产生意相当成功。我问他是

上海有一家新媒体公司，每次有客户或投资者来参观，老板都会命令每位员工带两位朋友来，或者叫朋友在客人来的时候不停打电话，营造出办公室里人声鼎沸、铃声不断的红火景象。一些网络公司也会用特殊软件把点击量做得奇高。对10岁就移民美国的风险投资家曹大容来说，这些情况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这样的作法都算不上诚实，这样的公司都无法让人信任。更为棘手的情况是，由于中美商界获取和给予信任的不同方式和途径，如何避免简单地用一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另一方、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总体来说，美国的信任是写在

我的朋友Steve Cooper 1999年从英国搬到硅谷时，很高兴地把所有西装和领带都留在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每天象真正的加州人一样，穿Polo恤衫、短裤和凉鞋，连商务会议也无需换装。他以为一辈子就可以这样惬意地过下去了，直到有一天他走进一家大牌风险投资公司董事会议室，发现一屋子人都是西装革履，包括平时非常随意的两位合伙人，只有他一个人穿着Polo恤衫，卡其短裤和凉鞋。类似的尴尬场面很多人都经历过，我也有过。无论在哪个国家，办公场所如何着装都是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我们都有无数次和人第一次见面的机会，从工作面试到拜访客户，第

纽约的一位中国朋友刚开始工作不久便约一位基金经理见面吃晚饭。约了几次终于成功，但一吃完饭，基金经理就迫不及待地给丈夫打电话：“我这边完事了。很快到家。”搞得朋友内疚不已。朋友犯了一个忌讳：在美国，至少在纽约，一般情况下，你不约一对一的工作晚餐，更不用提是第一次见面。这和中国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商务会面，尤其是第一次，多是在晚餐桌上进行的。当我们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时候一起吃个饭”时，大家都心知肚明多是指持续两三个小时的晚饭。但美国人客气地说“什么时候大家聚一下”时，多是指一起喝个咖啡，下班后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