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版图上，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九省（区），位于我国的南部地区，直接间接、或多或少都跟珠江有关，与珠江流域的流向、与珠江最后流入南海而形成的经济流向和文化有关。“9＋2”模式最初一现身就令人吃惊——纵横十余省，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人口4.46亿人，GDP超过46400亿元。

2003年7月，广东方面提出“泛珠三角”的设想，仅逾十月，“粤桂湘琼和闽赣，香港澳门云贵川”的首长就坐到了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协作”具有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将为珠三角的发展拓展腹地。

“泛珠三角”的设想提出是有一定背景原因的。对于香港来说，是因为自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楼市不振，港人对经济缺乏信心，要求香港经济必须转型。连接广东和相邻八省区的沿海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而广州南沙港的建设，深圳盐田港和珠西等港口的发展以及广州新机场的建成，这些都使香港处于珠三角的边缘地带，并冲击香港的国际货运中心的地位。

广东则面临着长三角的压力。从产业结构来看，长三角半导体、液晶等高新技术产业将广东甩在身后。广东的产业结构必须升级，才能成为世界“新工厂”。

但是在泛珠三角的各省市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广东是全国最富裕的省市之一，而贵州则是全国最穷的省份，广泛存在不同利益的竞争，而广东对外投资能力不强，合作效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港澳和内地的制度阻隔基本消除。

进入2004年，能享受CEPA货物“零关税”优惠政策，香港应为374个税号商品，澳门则为311个税号商品。这意味着原产于香港的产品竞争力更大，更加容易进入大陆。而产自广东的产品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CEPA为许多原产香港商品进入内地市场消除了关税阻碍，而且“香港制造”有较强的产地优势，香港在营商环境上比广东优良，从而使原产香港商品的产地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凸显出来，进而可能引发部分港资企业或企业生产工序回流。

钟表、珠宝等高附加值产业的产品，内地市场的进口关税都很高，零关税给这类产品带来的收益比较大，同时这些产业在内地生产的劳动力、厂房等成本节约意义不大，此类产业的部分港资企业可能回流搬迁；服装业，“香港制造”的产地品牌优势可以使其获得较大的提价空间，同时香港在工人技术和产地品牌存在一定的优势，一些港资企业的研发、设计、推广类高附加值的生产工序回流香港也可能有所得益。

CEPA的深入落实，将会使香港产品在内地有同样的市场机会，促使香港对某些新的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对经济环境要求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吸引力增强，从而促使香港成为广东的有力竞争对手。而香港企业在本港投资的增加，必然减弱对外的投资，从而使广东吸引的港资有减少的可能。事实上，这正变为现实。2005年上半年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只有55.14亿美元，增长仅5.30％，不敌长三角的145.00亿美元。

广东的经济使一种外源型经济，外源有多大决定自己有多大。投资在广东的外资主要是港澳资本,规模小分散,总体上不如台资和跨国资本.港资所涉及的行业也以轻工业为主.广东经济总量中，外源型占了60%，而外源型中香港占了60%。全省是“两个60%”，而东莞甚至是“两个80%”。这证明了一点，虽然GDP是上去了，但钱都是人家的。外源型经济靠外源，源有多大辐射就有多远。实际上，香港这个源本身就出现问题了。香港自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起伏波动，加上香港自身的产业空心化和严重的失业率就已使得其对外投资能力大幅下降。香港打个喷嚏，广东就要感冒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与市场都掌握在外源型企业手中，广东的工业化进程将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