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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巨贾  ———霍英东

原创 IT生活 作者:ie-ceo 时间:2006-12-21 03:50:58 0 删除 编辑

红顶巨贾

南方周末2006-11-02
  在资本主义的香港,霍英东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豪商巨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每一个历史节点也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
  ———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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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巨贾

南方周末2006-11-02
  在资本主义的香港,霍英东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豪商巨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每一个历史节点也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本报记者 史哲 郭力
  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
  ———霍英东
  
  10月28日晚7时许,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回暖的秋意中溘然辞世。在与癌症抗争了23年之后,他终于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他的病情此前已有警兆:6月,因为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霍英东被中央派专机直送北京救治;其后,病危的消息曾几度传出。不过,直到霍家重要成员齐集北京,人们才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29日上午,香港沙宣道33号,那栋用一块块大石建造起的欧陆古堡,曾经聚集着荣耀与艳羡的霍家大宅,正被淡淡的阴郁笼罩着,即便面前开阔的大屿山海景也无法将之化解。闻讯而来的数十名记者,追逐着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甚至一度引起住家报警投诉。霍家来往的亲友,即便霍宅那个印度裔的管理员,脸上也带着愁容。
  霍英东去世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是一个好人”,从太平山到油麻地,许多人摇头叹息着,这其中也包括政见不合的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来自特首办公室的慰问信在第一时间送达,信封上写着“致霍英东家属”。曾荫权说,“霍英东先生的逝世是国家及香港的重大损失……”这一番极不寻常的表述,是肯定,也透露出些许惋惜:香港失去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少了一个能与国家高层直接沟通的通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霍英东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沟通———把香港和内地联系在一起。霍英东的一位传记作者认为他生性喜欢冒险,但比起他100港币就敢落标1.8万的机器,朝鲜战争期间的走私,投资房地产或者经营建筑而言,他最大的“冒险”莫过于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也押在了穿越那道曾经阻隔了东西方的“铁幕”上。在过去的50年中,或许从霍英东着手积累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开始,他就自觉不自觉地在“铁幕”两边的舞台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他人生最精彩之处,也莫过于无论按照怎样的标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他都是一个成功者。
  对于霍英东的去世,新华社发表通告称,霍英东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评价,无疑中肯而贴切。
  霍英东曾说:“人生就像一场中国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演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光身子来去。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霍英东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亲密朋友”尤其让他与众不同。
  
  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香港的鲤鱼门海峡,寓“鲤鱼跳龙门”之意。不足500米宽的海面,一座灯塔,引领着几代香港人的出发与归航。
  正是在这里,27岁的霍英东找到了事业的起点。1950年,他的船队满载大陆急需的军用物资,绕过英国军舰的层层监控,途经文天祥当年长叹的伶仃洋,最后卸货在深圳蛇口。
  霍英东出生在渔民人家。艰辛的海上生活,令他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哥哥,他的母亲因此带着他“上岸谋生”。然而他还是回到了大海,并最终直登龙门。
  1950年12月,朝鲜半岛战火正酣,英美等国开始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这样说道。而在日本、台湾再到东南亚的包围圈中,香港和澳门是最后的缺口。
  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尽管采购到了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
  有人因此想到了霍英东。
  根据现有的资料,1950年,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第一笔生意,霍英东“赚了几百块”。
  一年之后,霍英东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而据他的回忆,“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全面禁运”的要求。当时的香港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英国海军“开枪追击走私船只”的报道。
  但是,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
  霍英东上学时最爱读的课外书是《金银岛》和《鲁滨逊漂流记》,这或许是他的“冒险”气质的来源之一。
  “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霍英东回忆说。“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彼时的香港搬运工人中,渗透了帮会组织,潮州帮、东莞帮、广州帮,每个帮会都有工头。霍英东和这些工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几百工人一齐上阵,一排排将货物扛上货船,场面据说颇为壮观,而为霍英东的船队工作的工人总数超过1000人。
  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汽油积压在中苏边境,无法运往前线。
  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霍英东回忆说。
  “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前中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曾说。
  稍有不同,提及当年时,霍英东的说法并不高调。“如果说当时我是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锁禁运,那是骗人的,我没有那么高的认识。”他说,“但说当时我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
  “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行为”,这是霍英东为自己下的结论。不过他一直强调,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倒卖过两样东西:军火、假冒伪劣的药品。
  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近三年的海上运输,给他带来了100多万港元的利润。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1953年下半年,另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元后,霍英东以280万港币的价格,购买了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他开始挺进地产业,并从此取得重大的商业成功。
  但这更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为3年来的坚定表现,霍英东被“澳门南光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柯正平称为“信得过的重要的供货人”。周恩来更高度赞扬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支持,称其为“患难之交”。冒险的贸易换来了同志的信任。
  2000年10月,“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霍英东是惟一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霍英东后来这样评价自己。
  霍英东原名“官泰”。而他给自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进入了其商业生涯的第一个高潮。
  香港坊间流传,霍英东进军房地产业,得到了来自内地的无息贷款的支持。不过,霍英东创造的“预售楼花”的经营模式,的确风行了全香港。
  在地未购、房未建的时候,预先把将要建筑的楼宇分层出售,再用预售收来的资金建筑楼宇,靠这一模式,霍英东甚至一天收入就超过100万港元,几与三年海运总收入持平。
  1953年,霍英东创立“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1965年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时,已经被称为香港地产业的“龙头大哥”。
  他也买下了“香港华润公司”办公所在的“毕打行”大楼。
  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进口了一艘大型挖沙船,命名为“有荣四号”。他创办了“有荣公司”,开始经营海沙的生意。在香港房地产业大发展时,海沙是重要的建筑材料。
  次年,“香港华润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这是霍英东最早与内地合作的经营项目。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时期曾经为华润公司运输过‘禁运’物资,我们了解他,知道他有能力经营海沙。”“华润公司”的老职工周德明说。
  至2003年,霍英东已拥有大型挖沙船20多艘,独家生意,利市百倍。
  
  通过体育摧城拔寨
  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
  1964年对霍英东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他以香港观礼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5周年国庆招待会。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也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多年之后,霍英东仍然时常对他的家人提起那次会面。而事实上,他也一直珍藏着那次招待会的请柬,请柬上有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落款。
  回到香港后,次年6月,他即发起成立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而且“完全没有争议”,“大家都支持”他担任首届会长。商会的会员包括了香港房地产业界几乎所有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人士向《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透露,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几乎每月都会邀请商会的主要会员李嘉诚、何鸿、李兆基等到他家吃饭,而他的另一位重要客人,恰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社长梁威林。
  “大家无所不谈,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冷夏在《霍英东全传》中引用该人士的话说,“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霍英东)帮我们打开局面。”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时期,霍英东就上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只不过在他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时,港英当局只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违法分子”。但当他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时,他受到了重大的压力。
  1965年,香港房地产业日趋萧条,港英当局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试图救市。但当只有霍英东一人投标时,当局突然选择了收回地皮。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56年霍英东的楼盘“蟾宫大厦”热卖时,“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的流言突然传遍港九,引发买家恐慌。霍英东的“立信置业”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重要启事”,声明“近有无耻之徒散播谰言”。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霍英东全传》一书中写道,“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第一次赴北京,霍英东选择了绕道澳门。曾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然而有些事情,他躲不开。内地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香港和澳门。港澳“左”派发动的工潮、游行,不幸引发了流血事件。面对这一切,霍英东选择了暂时离开香港。
  不过,即便他在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游历半年,当霍英东回到香港,首先面对的依然是港英当局的刁难。
  1967年,霍英东旗下的“星光行”恢复招租,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是经营中国艺术品的中资背景的“中艺公司”。在中英关系陷入低潮时,这份租约给他带来的是美英的“政治迫害”。美国驻港领事馆禁止“星光行”的租户买卖美国商品,而香港电话公司拒绝为“星光行”驳通电话。
  最后,市值超过30亿港币的“星光行”,霍英东只得以不到4000万港币的价格出售给了英资的“置地公司”,并从此淡出房地产市场。
  “港英当局的歧视,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他变得沉默寡言,处事低调;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霍英东全传》这样写道。
  “很少人像他牺牲那么大,生活上的磨练那么多。”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何铭思说。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霍英东始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内地出产的石油产品。
  与此同时,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在谈判与斗争中,既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地方名义入会,就是霍先生提出来的,并最终成为解决中国席位的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我们这些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为家乡做事,是不会被了解,也不会被接受的。”通过体育报效祖国于是成为霍英东惟一的选择。
  1970年,以143万港币的价格,霍英东购入薄扶林沙宣道“石头庄园”。此后,一直到辞世,他一直住在这个用一块块大石砌成的欧陆式古堡中。
  
  他认第二,便无人敢认第一
  即便早年曾遭受港英的长期打压,即便他渴望为国家多尽一份责任,他也只能采取在资本主义香港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方式。他爱国,他也爱香港。
  1970年代,霍英东名下,一个巨大工商业体系已喷薄欲出。它以房地产为中心,延伸至石油、航运、酒店、旅馆、赌城……甚至是杂货铺,但凡能赚钱的领域;超过60家企业,10万名白领和蓝领工人;遍布海内外。以至于有人说:他现在举手投足,都能触动香港各界的神经。
  虽然港英政府依然小心地监视着他与内地的联系,却也必须开始考虑接受霍英东了。1971年港督首次在公开场合与霍英东微笑握手,已足具象征意义,而1978年港督麦理浩终于接受霍英东的邀请参加了他为长子举办的婚礼,港督出席霍家私人活动,说明霍英东已经成功缓解了他与港英政府的关系。
  1978年,霍家大公子霍震霆与港姐朱玲玲的婚礼,注定要在香港历史上留下一笔,这场极尽奢华的婚礼,被媒体誉为“世纪婚礼”。在港人眼中,这或许是霍家成功的最典型标志。不过,据霍英东事后的解释,这惟一的一次大操大办,其理由却是为霍震霆积攒知名度,更容易为中国体育会籍的事情奔波。关于这次婚礼,还有一宗有意思的事,婚礼的主持人竟是十年前趁人之危,低价收购“星光行”而让霍英东损失惨重的怡和集团的主席。
  仿佛霍英东奋斗的前半生之中所有的吊诡,都要借这次婚礼做一了结。不过,对于霍英东而言,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已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霍英东曾向别人谈起,1976年“文革”结束的时候,他就隐隐感觉到中国出现变化的可能。其实,整个70年代,他几乎每年都要组织来自香港商界、体育界的知名人士到内地参观,而每月都要安排香港富商在他家里会见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1977年与邓小平的第二次见面,霍英东记忆深刻,邓小平也同样记忆深刻。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说,“父亲复出后遇到的第一个香港朋友就是霍英东先生。”
  频繁地出入内地,让霍英东结识了众多中央与地方领导人,也使他能够更加敏锐地把握大陆发展的脉动,一如他曾经凭着自己懂英文而在港英政府的宪报中发现机遇一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霍英东从《澳门日报》上看到了“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报道,霍英东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而他在内地的事业,或者说他新的奋斗正是由这个可能开启的。
  在中山考察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出台,虽然霍英东说他当时还是有些担心,担心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是他还是迅速一边在香港组成投资公司,一边获得了来自中央和广东省鼓励和支持。结果,用来试水的中山温泉酒店次年11月动工,转年12月即建成开张。而这距离全国人大批准《广东经济特区条例》的日子不足三个月。曾经“忐忑”的霍英东牢牢把住了命运的咽喉。
  此后,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建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的全开放型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捐资修桥……霍英东以自己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把握,完成了他在香港已驾轻就熟,而在内地却被称为是创举的诸多举措。他遇到了许多在香港永远不会遇到的困难,搞中山温泉,他目睹习惯大锅饭的人们出工不出力;搞白天鹅,用他自己话说是,“搞到自己体无完肤”;搞南沙开发,他明知某些领导贪污、挥霍他的投资……所有这些,霍英东都用自己的亲力亲为、兢兢业业加以对待。
  当然,最麻烦的还是关于方向与意识形态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是这些对内地人最为致命的威胁,却没能真正影响到霍英东。他有侨办主任廖承志拍着胸脯的保证,有广东省委书记杨尚昆亲自陪同勘选地址,甚至可以在叶剑英元帅家里听他说政策动向。多年以后,冷夏在其所著的《霍英东全传》中这样描述刚开放的中国,“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而霍英东正是凭借他的勇气、执著、对国家的热爱,还有敏锐的洞察力,把这个门缝越撞越开,硬塞进来许多新鲜的东西,让更多人透过这个缝隙进出。
  事实上,面对政协会议中的批评,外界的指责,霍英东也有困惑。然而,邓小平却总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信心。1984年早春,邓小平曾登上白天鹅宾馆俯瞰珠江,他当时拉住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同一年,在温泉宾馆,邓小平曾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霍英东对于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很少表现出早年商人逐利的强烈渴望。最经典的就是南沙开发,即便投入数十亿,至今鲜有回报,即便明知许多钱不务正业,但能看到南沙在变就会让他略感安慰。除此之外,霍英东在基础设施、教育方面无偿捐赠了大量资金。对此,霍英东曾以孝道来解释他的动机,“中国人历来最讲孝道。我发达了,理应孝敬母亲……我出了一点钱,一点力,对整个国家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参与改革开放,霍英东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公开。他为内地改革开放的贡献,使得中国必须找到让其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霍英东成为政协委员、继而又进入全国人大。1985年,他入选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3年,霍英东更是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香港还未回归时,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这无疑让他在香港政坛权威更重。港英政府自不敢再打压他,岭南大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彭广曾评价说,霍老的话,在香港政界中某程度上被视为代表中央的看法。而这些政治身份,也让他更加注意行事的分寸。1989年,“六四”风波之中,尽管有保留意见,但他还是力主港商不要撤走对华投资,在亚运会场馆建设受外资撤退影响之时,霍英东又捐款1亿港币。在政治上,他刻意保持低调,但在必须出手时却也坚决,他曾两次在中央选定特首人选之后,出面支持,稳固大局。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张文光形容霍老是一个“老爱国”,“他认第二,便无人敢认第一”。
  即便早年曾遭受港英的长期打压,即便他渴望为国家多尽一份责任,他也只能采取在资本主义香港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方式。他爱国,他也爱香港。在香港回归之时,他曾经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港英政府可能留给香港的各种负面遗产,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但作为在香港打拼出头的“资本家”,他对港英市场经济政策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他虽然被外界评价为与北京十分接近的资本家,不过,他自己却知道,他的根扎在香港。

  (图)1984年1月,邓小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霍英东交谈。这是邓小平南下视察,对外第一次表态“特区好”、“不走回头路”  图片由霍英东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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