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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来历

原创 Linux操作系统 作者:swallow723 时间:2011-03-19 17:06:50 0 删除 编辑

汉族是因为有了汉朝才叫汉族吗?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百家争鸣,各家虽因理念不同而相互辩难,但却普遍表现出对大一统的向往。《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成公十五年云:“王者欲一乎天下”;《论语·颜渊》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云:天下“定于一”;《荀子·议兵》曰:“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致士》曰:“隆一而治”;《吕览·审分》曰:“一则治,异则乱”。大一统观念的产生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统一,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各部族之间交往频繁不断融合的产物,同时又加速了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华夏族过渡发展到汉族,“汉”取代“华夏”成为汉民族族称奠定了基础。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由于强大的秦王朝威名远播,所以周边各族、各国都称中国人为“秦人”,直到汉代时仍有“秦人”之称。但秦毕竟短祚,比不上代之而起的汉王朝统治绵长,故而“秦人”实际上只是从“华夏”到“汉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最终成为汉族族称的不是“秦”而是“汉”。
         在汉族形成的过程中,司马迁及其《史记》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梳理华夏统绪,整合华夏历史,认定黄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黄帝子孙;宣扬大一统思想,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叙述了汉族形成的历史,树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白寿彝先生对此评论道:“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翻阅《史记》我们便会发现,“汉王”、“汉吏”、“汉将”、“汉兵”、“汉卒”等词汇随处可见,但却不见“汉人”、“汉民”等称谓。“汉人”、“汉民”等称谓始见于《汉书》。汉武帝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复征大宛,“闻宛城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宣帝建康中,魏相上书谏曰:“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元帝时,郎中侯应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平帝时,中郎将平宪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到了东汉,“汉人”、“汉民”等称谓越来越多见。光武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奥革建日逐王比因未能立为单于,“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建武二十六年,“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明帝永平三年,“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安帝永初三年,“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还而说南单于击汉,汉兵反击,“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尽死,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乃还所钞汉民男女。”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永和六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
         上述“汉人”、“汉民”无疑是指汉朝之人,同时也是指在华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汉人”这个农耕民族共同体与北方以匈奴族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共同体长期互市、战争,彼此强化着对方的民族意识。“汉人”的族称含义正是在“胡汉”、“夷汉”、“越汉”并称时凸显出来的,“汉人”、“汉民”等称谓都出现在同匈奴、西羌、南蛮、大宛等周边少数民族发生关系时即为明证。两汉时期“汉”之族称含义由于其原本具有的朝代含义而显得不够明确,随着汉朝统治的终结,“汉人”一词双重含义中的朝代含义自然消失,其族称含义终于明确起来。
三、整合期(魏晋南北朝至清末以前)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第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同时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汉人”一词得到广泛应用。《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兴平十一年,“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裴松之注:田畴“出诱胡众,汉民或因亡来,乌丸闻之震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鱼豢撰《魏略》:王莽时有人在辰韩之地“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树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胡众”与“汉民”并列,“韩人”与“汉人”对称,“汉”之族称含义显而易见。只是所记之事或发生在王莽之时,或发生在汉朝新亡不久,仍难脱“汉朝之人”之嫌。西晋末年,江统作《徙戎论》:“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即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此乃江统为证其说而引汉朝故事,其中所称“汉人”之族称含义仍不十分确定。
         西晋灭亡,五胡十六国兴起,北方游牧民族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入主中原,这是自华夏族形成以来的第一次。接着又出现了南北朝分裂对峙的局面,南方由汉人建立的东晋、宋、齐、梁、陈相继统治,北方由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管辖。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各民族的大范围流动、高强度对抗使得本已存在的民族称谓更加清晰。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班赐冠服”,改从汉姓,“断诸北语(鲜卑语),一从正音(汉语)”。孝文帝改革促进民族融合,强化了“汉人”的族称含义,陈连开先生认为,“汉人”确定无疑是民族名称,大概是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北齐时有个汉将高昂随高欢讨尔朱氏,高欢对他说:“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是如何?”昂对曰:“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昂带兵有方,屡立战功,“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御史中尉“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作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深知团结汉人的重要性,他在起事时就当众立下“不得欺汉儿”的规矩。坐了帝位后,他常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过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此外,《北齐书》中有“汉辈”、“狗汉”、“汉老妪”等称;《北史》中有“汉家”、“汉地”、“痴汉”、“汉小儿”、“汉妇人”、“贼汉头”、“空头汉”等称;《宋书》中有“汉女”、“山东杂汉”等称;《南齐书》中有“不专汉人”、“母是汉人”、“通胡汉语”、“胡木汉草”、等语。
         上述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汉人”一词在南北朝时期已完全脱离了“汉朝之人”的本义,用以指称同鲜卑等游牧民族相区别的民族共同体,并已完成了由他称向自称的转变。诚然,上述史料也反映出当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事实,集中体现在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上。个中缘由,本文认为主要有二:其一,鲜卑人入主中原,与汉人争夺中国正统,故而有意贬汉;其二,鲜卑人生性剽悍,觉得汉人柔弱怯懦,故而轻视汉人。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2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此后的历史事实继续证明着这一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不再像先秦秦汉时期那样仅仅指称华夏族或汉人,而是扩大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原地区的人们。这是因为石勒、苻坚、拓跋氏等曾统一北部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以“中国皇帝”自居,要求共享“中国”称号,所以必须扩大“中国人”的内涵,将其与“汉人”区分开来,从而把本民族纳入到“中国人”的行列中去。
         隋唐时期继续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与其说隋唐是汉人王朝,不如说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的联合王朝。隋唐时期,除了沿用“华夏”等称谓,以及使用“隋人”、“唐人”等称呼外,更多的还是用“汉”作为族称。《隋书·梁睿传》:南宁州“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旧唐书·温彦博传》:朝臣多主张将突厥降人“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奴。”《旧唐书·元王寿传》载鸿胪卿元王寿谓突厥颉利可汗言:“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得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旧唐书·李绩传》:“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师勿甚惧,予本汉人,司空英国公五代孙也。’”《旧唐书·西戎传》载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旧唐书·穆宗本纪》中有个颇为有趣的记载:“陇山有异兽如猴,腰尾皆长,色赤青而猛鸷,见蕃人则跃而食之,遇汉人则否。”蕃汉之别兽类竟也察觉得到。
       《旧唐书》中“汉”、“汉人”、“汉官”、“汉使”、“汉将”、“汉兵”、“汉军”、“汉骑”、“汉俘”、“汉家”、“汉辈”、“汉疆”、“汉界”、“汉城”、“汉关”、“汉仪”、“汉法”、“汉天子”、“蕃汉”等名词不胜枚举,唐诗中此类词语也屡见不鲜,如边塞诗人岑参诗云:“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这些既反映出唐代民族交往之频繁,民族关系之密切,反映出“汉”这一族称应用之广泛。
         五代继唐,大量使用“汉人”、“蕃汉”等称谓。后晋天福中,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指斥石敬塘“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契丹右仆射、平章事张砺“始陷契丹时,曾背契丹南归,为追骑所获,契丹主怒曰:‘尔何舍我而去?’砺曰:‘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刃。’”足见是时汉与契丹之间文化风俗差异之大,人们民族意识之强。
         辽宋夏金元是中国民族重组的又一重要时期。除“汉人”继续作为族称外,还曾以“燕人”、“南人”、“契丹”代称汉人。经过长期整合,最后重新统一到“汉人”上来。
         宋代蕃汉对称。王安石奏曰:“蕃部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汉为一,其势易调御。”辽是以契丹为主体民族,契丹和汉人共建的政权,“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契丹族汉化程度颇高,最终完全融入汉族,辽末便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之说。金时“汉人”语义较为复杂,主要指原来辽国境内的汉人及契丹人、渤海人,这部分汉人因居于幽燕一带,又被称为“燕人”。居住在河南、山东被金新征服之地的汉人称为“南人”,而对宋朝人士则直呼“宋人”,有时亦称“南人”。《金史·世宗下》记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金史·贺扬庭传》:“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姓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燕人”、“南人”、“宋人”、“汉人”并称,显然各有所指,可证前文之说。
         从辽末金初到有元一代,“契丹”曾为“汉人”之别名。贾敬颜先生专门作文进行考释,认为首先是汉人大量进入契丹地区而被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大量南来汉人地区而被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汉人。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更为复杂。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一记载,“汉人”竟有八种之多,排除重复者,再加上遗漏者,实际上有五种:契丹、高丽、女直、渤海、汉人。元朝统治者将子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包括契丹人、女直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辽金元三代“汉人”含义之复杂多变,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一时期民族交融之剧烈,汉族队伍之壮大。汉族在辽金元时地位虽低,但阵容庞大,且同化力极强,三代统治民族中契丹族、女直族后来基本上消融于汉族,蒙古族也有不少人被汉族同化。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汉”作为族称一直延续了下来。
         明清时期,汉族族称不似辽金元三代那样纷繁复杂。明代主要称“汉人”,间或使用“华人”、“明人”、“中国人”等称谓。清代汉族称谓进一步单一化。“汉人”与“满人”相对而称,如顺治谕曰:“满汉人民,皆朕赤子”,而“华人”、“中国人”则包括满人在内,并逐渐成为与外国人相互区别的称谓。
         综上所述,从魏晋南北朝至辽宋夏金元明清,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像座大熔炉一样不断地陶冶、铸造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族称经历了由纷繁复杂到趋向统一的整合过程。到清末以前,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汉族族称的整合过程基本结束,但“汉”与“族”尚未组合成一个复合词,“汉族”一词尚未出现。
四、确立期(清末至民国)
         在清末以前的中国典籍里找不到“民族”一词,“民”与“族”都是分别使用的,而且与“族”有关的词汇有“种族”、“族类”、“部族”、“氏族”、“宗族”、“邦族”、“亲族”、“家族”、“士族”、“门族”、“豪族”、“贵族”、“皇族”、“冠族”、“寒族”、“他族”、“外族”、“三族”、“五族”、“九族”、“赤族”等等。在清末以前的中国典籍里也找不到“汉族”一词,称呼不同的族群一般为“×人”、而非“×族”,如“汉人”、“胡人”、“夷人”、“满人”、“苗人”等。虽能偶见“契丹族”、“羌族”43、“回族”44等称谓,但并非普遍使用的族称。“民族”、“汉族”等名词在中国出现是在清朝末年。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目前所知道中国文献中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可能是太平天国后期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可能是王韬1882年发表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但都不具有普遍意义。19世纪末,西方民族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在民族危机、民族主义及日本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民族”、“汉族”等概念真正出现。1895年,被孙中山誉为“共和第一烈士”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慷慨陈词:“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897年,唐才常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中说:成吉思汗“子若孙抚中原,以奴汉族”。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介绍日本著作时,大量使用了“民族”一词,同时还使用了“汉族”、“蒙古族”等称谓48。梁启超不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民族”、“汉族”等概念的人,但却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准确理解“汉族”的族称含义,并自觉地、经常地加以应用的人。
         20世纪初,尤其是从1903年起,由于列强的步步进逼,清廷的腐朽无能,苏报案和沈荩案的接连发生,使得满汉矛盾骤然加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革命派利用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号召国人排满反清,挽救中国。他们加大了宣传民族主义的力度,掀起了继西汉之后又一次尊崇黄帝的高潮,“汉族”、“黄帝子孙”等称谓迅速成为流行语。1903年,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华夏,蛮夷戎狄,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中号召“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蔡元培在《释仇满》一文中强调“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一文中认为:“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主张“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这些发表于同一年里的言论,对于促进反清革命之功及宣扬大汉族主义之过,早有公论,不必赘言。我们只想指出“汉族”一词在20世纪初被大量使用和广泛认同的事实,这是“汉族”这一族称确立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族”族称最终确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汉族”与“华夏”、“中华民族”等称谓的彻底分离。“中华”一词起源于晋,《晋书》中至少出现过四次,是由“中国”和“华夏”复合而成,其义与“中国”、“华夏”大致相同。20世纪初,就在“汉族”一词开始普遍使用时,“中华民族”一词诞生了,其最初的使用者是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最初的含义与“汉族”相同。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这可能是“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出现。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1906年萍浏醴起义檄文中称“中华汉族”,干脆将“中华民族”和“汉族”合二为一,形象地诠释了二者的一致性。中华民国建立后,满汉矛盾消解,“五族共和”说大倡,“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开始指代更高层面上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体。1919年,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将“中华民族”与“汉族”区分为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视中华民族为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合成的多民族的共同体。
         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小高潮,发表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等人分别撰写的《中国民族史》。其中梁氏之作可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吕、宋、林等人都是循其思路编写《中国民族史》的。这些著作从学术角度进一步确立了“汉族”族称。1934年,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不赞成把“华”、“夏”、“汉”等而同之,用“华族”、“夏族”来替代“汉族”作为族称的做法。他认为:“汉字用为民族之名,久以不关朝号。如唐时称汉、蕃,清时称满、汉,辛亥革命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是也。此等岂容追改?夏族二字,旧无此辞,而华族嫌与贵族混”,力主继续使用“汉族”作为族称。其论说理透彻,颇有见地。此后“汉族”与“华夏”、“中华民族”等曾经指代汉族的称谓彻底分离,成为汉族唯一的族称,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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