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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明亡之后,再无华夏。

原创 IT生活 作者:zqf01 时间:2011-12-13 09:14:29 0 删除 编辑
多看多想。[@more@]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 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 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 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 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 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 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 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 “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 “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 “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 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然而,迎接它的却是一场百年的文化阉割。 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 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 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 《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 然而,我们乖巧地穿上了所谓的“唐装”和旗袍,万马齐喑着“文化输血”。 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APEC本可以成为让汉服重新绽放异彩的第一步,却成了满族的民族服装秀,把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粗俗“唐装”诠释为“汉族传统服饰”。中韩礼仪风采大赛本可以成为“青”之与“蓝”的伟大角逐,最后却成了满洲旗装和现代透明装在汉服的子女面前的一次集体献丑。 中国人不弄清文化阉割与文化融合的区别,硬是要说那是“学习”、“借鉴”、“融合”过来的,正如不知道热情握手与互扇耳光的区别,不明了见义勇为与流窜强奸的区别,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一旦有人觉醒,想穿上仍然飘逸华美的汉服,想重现真实的历史,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尊严与自豪时,一些人便小丑似地为其一一戴上帽子:“大汉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破坏者”,口诛笔伐。 于是,“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便出自一个韩国女大学生之口。 屏幕上,珠光宝气的皇上、贝勒、阿哥、格格们,面对着满堂太监和奴才的翘臀,得意地接受着观众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风云》和各种“戏说”乃至“正史”,流水线生产般新鲜出炉,重复着散发着腐臭的谎言。 本该澄清这一切的文化精英们,却又一次选择了背叛,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绞尽脑汁令这些遗毒圆满: “清朝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史的巅峰。” “清朝在科技文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清朝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清朝为我国近代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闯关东”不再是人类饱受摧残颠沛流离的血泪史,而是“清政府为人口结构调整做出的突出贡献”。《四库全书》不再是史实的篡改者、抹杀者,不再是奴才文化用以立足的根基,而成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能的结晶”《狼图腾》热销全国,为游牧民族的掠夺文化歌功颂德。 伴随着阵阵“翻案风”,岳飞乃“不识时务”,袁崇焕更是死有余辜。高挺的脊梁被斥为“愚忠”。 血腥残忍的破坏与屠杀被从教科书中轻易抹去;“男子上城,女子馈饷”的惨烈抗战也于“正史”上一笔勾销。 一批批纪念馆拔地而起,供奉着洪承畴,尚可喜和吴三桂。 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专家学者歌舞升平,为汉奸人格、屠夫气质、奴才原则树碑立传。 “辫子戏”的泛滥不再仅仅意味着审美的缺陷,而开始预示着文化的断层,脊梁的夭折。 44楼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我身边的几位同学情不自禁地说道:“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阎说错了,大家别信!”我的同学立马反驳:“阎先生不行,那你行啊?阎先生如果说假话的话,央视会让人家上百家讲坛?” 看着同学们欢快而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 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 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 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 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 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 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穿和服在日本很正常的事,传统服装嘛,穿汉服估计要被人在背后骂你傻叉。其实和服正是在汉服的基础上改造的。大和时代,倭王曾三次派遣使节前往中国,带回大批汉织,吴织以及擅长纺织、缝纫技术的工匠,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移民中也大多是文人和手工艺者,他们将中国的服饰风格传入日本。 奈良时代(公元718年),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受到唐王的接见,获赠大量朝服。这批服饰光彩夺目,在日本大受欢迎,当时日本朝中的文武百官均羡慕不已。次年,天皇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全穿模仿隋唐式样的服装。 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和审美情趣,带有隋唐服装特色的服装逐渐演变并最终定型,在其后600多年中再没有较大的变动。至于腰包则是日本妇女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穿长袍系腰带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开始腰包在前面,后来移到了后面。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都穿和服,但在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也就是俗称的"洋服"。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由于当时的妇女仍穿和服,故因行动不便而遭遇不幸或身留残伤。此后,日本妇女才逐渐改穿套裙或其它服装。不过和服在今天仍是日本人的最爱,无论是在节日庆典、毕业典礼、婚礼、葬礼或是在庆祝儿童的"七五三"等重大场合之上,随处可见身着传统和服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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