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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药

原创 IT生活 作者:blue_prince 时间:2005-06-25 17:32:33 1 删除 编辑

作者:淳亮

漫步山野,秋风四起,恍惚还听到旧日上山找药时同伴们的呼唤声,想起那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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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的一天,我收到三家大医院对母亲病情的同一鉴定:肝癌晚期,生存不会超过半年,已没有开刀做手术的价值。同一天,在工厂的弟弟被人陷害(对方不过为了夺一把“接班人”的交椅),隔离审查,并根据查抄出来的日记,东抄一句西摘一段加以曲解当作罪证,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外围组织总指挥”。对方还向我在读的技工学校交涉,要把我也抓起来。此时,父亲因十年前的冤案已失去党籍,忧郁成疾,正养病在家。一时间,风雨骤来,眼看就是家破人忘的惨剧。

弟弟失去自由已是满腔怨愤,若再知道母亲得绝症,可能受不了双重打击,我只能瞒着他;母亲已是腹水如鼓进食艰难,对于自己的病,她颇为镇定,但若知爱子蒙冤,恐怕立刻撑不下去,我也把弟弟的事瞒着她;哥哥的部队仍驻在外省,帮不上多少忙;父亲本来心理及身体承受的压力亦已到极限,一旦知道祸不单行,不但帮不了我,还可能率先倒下,我得把两件事都瞒着他。千般苦水,万种无奈,藏在心里。我还得强颜欢笑,在家里粉饰太平。

四处求医的日子真是艰难,幸而母亲坚持,什么医术都敢一试。一天,我们找到一个江湖老医生,他说能治肝癌,但要我们把药给他配齐,才能开始治病。一看药方,我们都愣了,多达五十种药,除了牛黄、麝香、熊胆之类珍惜贵重药之外,更有那些我们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毒虫和怪草。我和母亲互相鼓励:“朋友们会帮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找齐这些药!”。我们穷,但不缺穷朋友。

接受审查的日子真是难熬,弟弟单位的专案组三天两头就来提审我,要挖“黑后台”,要把案子做大,做出成绩来。他们或者蛮横地给我讲着“道理”,或者“真诚”地给我设着圈套,不然就冷嘲热讽、百般羞辱。我只好心中头上一把刀——“忍”,因为他们一旦恼羞成怒把我关起来,谁来照顾卧病在床的二老?谁去关照身陷囹圄的弟弟?那样我家就真的毁了。这些人也无聊,问起某些“涉案”的女子就来劲了,先问相貌身着,再问外衣里衣的颜色,再问下去就是内衣了,终于气得我拍案而起,才讪讪地收口。有时我想,他们也许更感兴趣的是风化案而不是政治案。老师们知我面临绝境,都变着法儿向专案组“反映情况”,说我这人老实得近乎弱智,鲁莽得甚似李逵,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校领导也拒绝对我“隔离审查”。老师同学们还四处托人为我找药。那时真是什么都缺,幸而还有人不缺同情心。

遭灾、缺钱而又维护着自己尊严的日子很苦,我每月只有15元补助,而家里什么都得用钱。每天总是拖拉到最后才去食堂打饭,一听到大师傅喊“肉菜卖完”,我就如逢大赦,脸上还得作无奈状:“那就给我两分钱素菜吧!”赶紧躲起来吃。我怕人笑穷,是怕欠了太多的同情。让同情留给我妈妈和弟弟吧。压力、劳累与营养不足,终于使我患上了肺结核。发病时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正赶着去配一味草药,突然觉得喉咙一甜,一股热流从口中喷出,是鲜血,在阳光下,甚至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很是凄美。

穷人得了这种宝贵病,真是滑稽。我可没本钱陪它玩,这病一旦公开就得休学,毕业考试在即,而我需要分配工作,需要那份工资。幸亏经检查这病并非处在开放期,不会传染。但我还是怕会暴露,便向学校提出在家边照顾病人边复习,要审查我随叫随到。学校答应了。

每天一早,我先起来为大家做了简单的早餐。然后赶到市场排队买那配给癌症病人的每天三角钱瘦肉或草鱼,运气好时还能买点什么给父母改善伙食。家里存着些鸡蛋与草菇干,养着一盆泥湫什么的,就这点东西,我得每天变着法子做四到五餐给母亲吃,她吃得不多,肝瘤压迫着胃部,只能少吃多餐。然后我就满广州地跑去配药,或接收外地朋友寄来的奇虫异草。

我哥和他的战友们从遥远的边疆各地弄到了所需的珍贵药材和一些不贵却极难找的草药;我的农友们好处捉蚂蟥,剖开炙干,这就是重要的药材水蛭;红娘子虫到八月就会绝迹,幸亏及时捕到了,蜈蚣与牛虻是在偏僻的药店买到的;剧毒的斑蝥虫和马钱子(植物)都属于管制药物,是求得公安部门开证明才买到的……我准备将来结婚用的大立柜渐渐装满了东南西北来的药。有一天,一位老师在我面前打开了她以前的学生从海南寄来的一个邮包,里面是一些极丑陋的虫子,我们却异口同声欢呼,这是久寻未得的一味药:推车虫——屎壳郎!

家里没冰箱,有时得到一些营养食品希望分开多用几次,慢慢给母亲滋补,杀了的鸡或甲鱼之类便发成好多块,放到母亲单位食堂里的大冰箱存着,宁可每天跑十多里拿一块回来,炖好了汤,给母亲吃过了,再装一点在保温瓶里,悄悄跑几十里去“探监”。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刻。

那班人照例先讲一通我弟弟的“顽固与恶劣”,说些“顽固到底死罪一条”之类的话,我只能忍着听,求他们让我见一面。终于,他们让背着长枪的人把弟弟押出来,仍然站在那里监视我们,弟弟不好说话,我只能告诉他家里各人都好,再说些“毛主席语录”,如“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样的话,希望他明白,乌去摭不住太阳,不要放弃希望。然后给他喝汤。说真的,他性子烈,又一向顺利,遭此冤屈,我真怕他万一想不开。送汤是半真半假的,找机会给他一些慰藉是真实的。

来时几个小时,让我见面不过几分钟。出得门来,一天的劳累,满心的屈辱都涌上来,真想大哭一场。我们招谁惹谁了?!弟弟在厂里一向是技术最好工作最出色的年轻共产党员,群众威信很高,组织上把他与人家同列为未来一把手的候选人,而人家条件不如他,却是有权势背景的……祸由此生。我坦然地面对横逆,但并不等于我要屈从邪恶。从此,在厨房里炖下汤熬上药看着火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申诉信。我分析他们那些信口雌黄的定案材料,也分析着当年父亲冤案的材料,提示其中的疑点,驳斥那些荒谬的推论,分别写成厚厚的申诉信寄送出去。我不知道用处有多大,但我知道前后寄出的有数十万字,一日五餐加两煲药,炉不停烧,手不停写,这就是我最早的论文。房间里,时时传来二老的呻吟与叹息声,仿佛苦难的交响乐;隔墙的校园里,时进传来欢笑与欢呼声,像是希望的和弦。我就这样孤独地写着,洗着,煮着,这酸辣苦涩的生活。

立秋到了,配最后一种药的时候来了。我又到白云山去寻药。在深深的草丛中走着,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受伤了,便钻进草丛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决不烦别人敷药。”我尽管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吐血了,尽管忙得四脚朝天,尽管我一天也没有真正遵医嘱“卧床休息”,尽管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战胜厄运,但是我至今在尊严上在意志上没有输。

我要找的是“苍耳子虫”,这是一种只能取自立秋前后的小虫。几个要好的同学知道我的艰难,不顾复习陪我上白云山捉虫。那时山还是青的,天还是蓝的,心力交瘁的我却是步履沉重,心中茫然。

“快来,这儿有!”“这儿也有!”同学们纷纷报告着发现,果真找到了。虫子很小,藏在苍耳子草里,要撕开草皮,才有可能找到。我匆匆接应着他们,用一个小瓶盛着麻油,把虫子活泡在油里面备用。几天下来,虫子找够了。我把50种药交到那位医生手中,我永远记得他点药时那种惊讶的目光。他答应立刻动手制药。当然,对母亲的病,我不会只靠他的,我还在寻找各处的名医,我只是不放弃任何一种希望。

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同成绩不好的人一样,被分配去当技工。有一天,我终于把隐瞒已久的事向父母和弟弟公开了。

弟弟放出来了,他的问题在我们的申诉下一再复查,逐步降级,从“敌我矛盾”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继续申诉,终于全面平反,有关方面开大会当从道歉并销毁所编造的全部黑材料。他提升的机会已永远失去,但他自由了,也知道了妈的病,可以一尽孝心了。

当父亲知道弟弟曾经蒙受的冤狱和母亲曾临绝境而现在已缓和的癌症时,一时惊愕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稍后不久,对他的错误处理经复查也撤消了,他恢复了党籍,蒙冤十几年了,头发全白了,但笑容重现在他脸上。

当母亲知道弟弟的冤案时,她的腹水已经全部消失,肿瘤还在,转入持久的治疗阶段。她吃了那医生配的药丸,每一颗都是用菜叶子包着吞下去的,因为包含太多的毒药,喉粘膜会受不了。

各医院的医生对她的病始终判断为肝癌,他们都作出过努力,无法肯定是谁的药力起了根本作用。他们对她的好转与稳定视为奇迹,对奇迹产生的理由则大体相同,他们对我妈说:第一,你药找得齐;第二,你的儿子们都很孝顺;第三,你坚强,什么药都敢吃。

我始终不知道,那些艰难得来的药起了多少作用。我只知道,历经灾难,那天我送去的不只是50种药,而是51种,有一种医生没有在意,而我却永记于心,那就是亲情和友情,情义恒久,情义无价。

秋风萧瑟,人事全非,我的人生又遭逢过许多坎坷与曲折,我宁愿忘却一切冷眼、刻薄与苛责,只记住那些在我身陷绝境时送一口水助一把力说一句公道话的情义。那第51种药,让它随着时间的流水,与苦难一道慢慢融化成温馨的回忆,治疗我的创伤,为艰难前行增添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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