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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IT生活

2016-08-04 09:12:14

彭珊珊 赛先生

少年成名的丘成桐,早年经历就是一枚“学霸”的标准版本: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即便如此,他说:“快没什么用,做好的学问需要时间。”丘成桐用五年时间证明卡拉比猜想,其间历经波折,甚至不得不写信给卡拉比本人承认自己错了。他的看法是,“花了真功夫,走的冤枉路都不会冤枉。”

现在他的影响力早已溢出数学界。丘成桐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关注中国,关注教育,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邀他出任校长,他一个也没答应。丘成桐说,不想花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

10年前,丘成桐公开批评北大数学系一教授抄袭,言辞激烈地指责国内学界有学术腐败等问题,自己也遭到围攻。谈起这场风波,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不后悔”。“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有所改变。”

这样的丘成桐,从世界各国请来科学家朋友,找来志同道合的企业家赞助,做起了面向华人中学生的科学竞赛。他总觉得中国孩子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希望通过倡导研究性学习来选拔和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接受采访时,他已经为第八届“丘成桐科学奖”的评审工作奔波了一天。然而谈起那些颇有潜力的孩子,谈起科学与大自然,谈起父亲与妻儿,谈起经历与纷争,疲惫便渐渐从他的神情中褪去。

他如何看待过往的人生选择?如何评价华人在世界数学界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国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在深冬夜里的清华园,这位颇有点脾气、但毫无架子的数学大家向澎湃新闻娓娓道来。


丘成桐


弃文从理:热爱历史,但选择了更客观的数学


1949年,丘成桐出生于广东,后全家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任哲学系教授,从小教他读古文诗词。

14岁时,丘成桐的父亲猝然去世。家道中落,原本贪玩的少年突然经历了世态炎凉,过去读不太懂的《红楼梦》读懂了,“做学问的兴趣忽然变得极为浓厚,再无反顾”。

但他没有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而是钻研起数学来。如此选择,颇有对现实境遇的考量。只是丘成桐仍喜欢读《史记》、《汉书》,说历史的事实教导他如何在重要时刻做决断。

记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历史著作有哪些?

丘成桐:从小喜欢读《史记》,现在还在看。吕思勉、陈寅恪、梁启超的著作都有看。

记者据说您后来选择去斯坦福大学就与《史记?汉高祖本纪》有关。

丘成桐:是的。我毕业时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任教,那时石溪是度量几何的世界级重镇。一年后我又接到斯坦福大学的聘任邀请,但当时斯坦福几乎没有几何学教授,我面临重要的抉择。

这时我记起刘邦。刘邦离开四川与项羽争霸,才有汉家四百多年天下。如果他留在蜀地,一辈子也出不来,就像刘备一样。石溪虽然是重镇,但格局小,斯坦福毕竟是百年老校,局面大得多。他们研究的方向是我在石溪学不到的。

最后果然是这样,石溪再也没出过几何大家,而在斯坦福的经历对我的学问帮助很大。我在那里和朋友一起走出的微分几何研究方向,影响了这个领域几十年的传统。

记者从小爱读历史,父亲还写过《西方哲学史》,为什么没有做历史研究,而是钻研数学?

丘成桐:我考虑过做历史研究。读历史很有趣,但这门学问的评价标准不是完全客观的。

我想,我生长在香港,也不是名门望族,以后无论如何要养家糊口、照顾前途,假如我走历史研究的道路,万一没有遇上很好的教授赏识和支持,有可能潦倒半生。

但数学是很客观的。只要有能力,就算一开始不受重视,最后还是会出人头地。因为没人能否认你做的东西是对的、是有影响力的。

后来果然如此。我大学时数学做得还不错,即便有时得不到认可,最终仍能渡过难关。因为这个学问还是很客观的。

记者您做学问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去世也是一个转折。

丘成桐:是的。我从小决定要做学问,是受父亲影响。他一辈子想做学问。

父亲很早教我读书,我十岁开始念古文。后来他突然去世,家里一下陷入贫困,出殡的费用是朋友捐的,我能不能继续上学也成问题。这个变故对我是很大的冲击。那时读诗词,一方面是排遣苦闷,一方面因为这些是父亲教的,我突然很想了解他教我的是什么。所以这大半年的阅读又深入不少,情感波动很大,做学问的兴趣也变得浓厚。

记者您说一直很喜欢孔子的一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年纪轻轻时就想到要名留青史?这种人生信条和早年读历史有关吗?

丘成桐:当然有关。另外我父亲是个哲学教授,虽然名气不大,但他看得很透彻、很长远。我父亲也想这样的,但去世得早,没有成功。而我接受了他的想法。




少年成名: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


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他:“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丘成桐只用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则在第一年就完成了。此后不到10年,他就成长为世界数学界不容忽视的人物。在此期间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这标志着微分几何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学科随之产生,被称为几何分析。

1983年,34岁的丘成桐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世界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华人中唯一的获奖者。

记者1969年去美国留学应该是您人生的另一大转折。是直接联系了导师陈省身教授吗?

丘成桐:不是,很多媒体都讲错了。

我运气还不错。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位刚从伯克利毕业的博士来教书,与我走得很近,因为他刚毕业,教书遇到些困难,我帮他解决,他很高兴。他与伯克利的年轻教授熟识,帮忙联络,年轻教授就推荐我去念书。

这位年轻老师联系了一位做微分几何的日本教授,他也是数学系招生委员会的主席,我四十年后才晓得当初决定收我是他最后拍板。我们很熟,但他从未跟我提过这事,后来是他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就是收了我。当然陈省身先生有着最大的影响力,毕竟这位日本教授是他聘请的,但是其中的真正情形,他没跟我讲过。

记者去之前对美国有多少了解?

丘成桐:不了解,但只有这一条出路。1969年香港没有一所大学是研究性的,基本没有博士生。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没几个,怎么带博士呢?

那时不可能去台湾,内地正是“文革”时期,更不可能来。想做研究,只能去英国或美国。我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直接去伯克利读博士的。

记者1960年代的伯克利大约还在学生运动的热潮中。研究的氛围怎么样?

丘成桐:反越战学生运动正厉害,但对学问仍然很重视。许多学生家境优渥,但就是热爱做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生比不上他们。现在香港大部分学生对研究已经完全没兴趣了。

1960到1970年代,伯克利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之一。虽然哈佛大学数学系一直最受尊重,但是资深教授只有十多个,伯克利则有几十个。当年加州政府决定将加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往伯克利投入了大量经费和精力。


记者您成名很早,有传记文字称您“最重要的工作在26岁之前就完成了”。

丘成桐: 我想说这句话的人对我的数学不了解。26岁当然指的是证明卡拉比猜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过大部分人是为了写文章制造“高峰”。一般(媒体)问我问题,我讲完卡拉比猜想以后就不太想讲下去——不想花时间。其实我的数学到今天都还在做。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这十多年来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惊讶的,当时一年可以做好几个有意思的工作。

记者数学家哈代说,数学是一种适合年轻人的游戏,数学家成名都在年少时。您认同吗?

丘成桐:很多人这样讲,假如年少是指三四十岁以下的年龄,我不敢不认同。年纪大的人集中力可能差一点,但看法不一定不对。往往年长的人和年轻人合作会有很好的效果。年纪大的能看清楚方向,年纪轻的愿意冲,愿意花时间计算。现在很多重要的学问是研究者四十多岁时完成的。

记者早年成名对您有什么影响?

丘成桐:1976年我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卡拉比猜想),所以一举成名。在此以前,没人问我意见、我讲话也没人关心,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成名后,有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人来问我意见,我一般都如实直说,就得罪了许多人。

我想,这我也无法改变。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职业道德。学校聘请教授要问你意见,学生毕业找工作你要写介绍信发表意见,其他学者写文章你也要发表评审意见,而我不愿意说假话。我还编辑过很多学术杂志,不可避免地要退掉很多文章,有些作者就有不满。

起初我替学生写介绍信都实事求是,结果学生一开始找工作有点困难。我才慢慢了解,原来人家写介绍信会有所夸大。我只能“入乡随俗”,但也尽量实事求是。坦白讲我看过陈省身先生写的信,都是好话,所以他没有得罪过人。我写的信,至少有一半是毫无掩饰的吧,比较得罪人。


关注中国:这3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了吗?


1977年,丘成桐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做了一小时报告。同时,大会也邀请中国数学家陈景润作分组的45分钟报告——这对于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而言是件大事。此时由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的“陈景润热”正在国内发酵,而丘成桐则用更冷静的视角关注着中国。

改革开放后,丘成桐应数学家华罗庚邀请,于1979年访问中国。随后他开始从中国招收博士生,曾与国家领导人商讨重建中国的数学学科。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

记者您从1980年代起先后从中国招收了十几名博士研究生。这样做的契机是什么?

丘成桐:197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就常来。从1980年开始,清华、北大等学校提出希望我帮他们训练一些学生。我的态度是有教无类,只要是有能力的学生,从不拒绝。第一批学生是1981年来的,清华的曹怀东是第一个。这些学生,只要通过正式途径录取了,我就愿意帮他们。

记者这些年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关注,尤其是教育。

丘成桐:我当然期望中国的年轻人能慢慢培养起来。但我毕竟还是个学者,我只能提供我的意见,讲我能讲的话。

记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都曾请您做校长,为什么拒绝了?

丘成桐:我不想花太多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做公立大学校长要不停地去政府听令,要巴结一些人,我做不来。

记者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好几所大学的数学中心是您创建的。

丘成桐:对,毕竟数学中心还是跟研究有关。

记者但您对中国数学界有过一个评价:“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

丘成桐:现在还是这样。

记者有人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数学没有大的发展,但过去有过辉煌,我们有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

丘成桐:相对于欧美的数学水平,中国数学界没有辉煌过。中国数学界最伟大的大师只有陈省身、华罗庚和周炜良,应用数学家则有林家翘和冯康,周、林两位学者长期在美国,不能够代表中国。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大师甚多,包括陈省身和Stephen Smale 。一间大学就比得上中国数学最辉煌的时候。

这样说也许会伤很多人的心。中国数学与欧洲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味地往脸上贴金是没有用的。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重新提出重视科技人才的背景之下,中国曾有过“陈景润现象”。作家徐迟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得数学成为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当时国际数学界对于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是如何评价的?

丘成桐:陈景润做的工作很好,但谈不上伟大,对于整个数学潮流的影响有限。徐迟的报告文学是夸张的。但“文革”期间能做出工作不容易。

最近美国有位华人学者张益唐,他的工作比陈景润的工作重要得多。张益唐做的是让人吃惊的工作。

谈数学江湖:数学界的道德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


记者关于庞加莱猜想证明的争议引发了您和《纽约客》的风波,甚至涉及到您的名声。

丘成桐: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虽然庞卡莱猜想的证明是几何分析的重要部分,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几何分析专家懂得它的证明。但是很多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数学家,听了一些别的人的说法,看了一些媒体的报告,就慷慨激昂,不谈数学证明的严格性,而提出它引起的社会关系。记者凭什么来做判断?她访问了几个平日不喜欢我的所谓的学者,看到网站上一些人散布的謡言,就坚持已见?

如何让他们正式道歉?律师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要在美国起诉《纽约客》,我要证明他们有意诋毁我,否则报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打官司要花费至少一百万美金,我只是个学者,做不到。如果去英国起诉,举证的义务小一些,但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胜诉就不用付律师费,如果败诉,还要付对方的律师费。这是英国的法律。无论哪种选择,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在这件事上。

记者所以这件事确实牵扯了很多精力、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丘成桐:我讲话太直,人家不愿意接受,我也没办法。我从不讲假话。我说他们做假,得罪了他们。他们不敢直接否认,就用下流手段攻击我。

引发很大的风波,我一点都不后悔,只要我讲的都是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学术作假对于中国学术界进步是很大的阻碍。姑息纵容造假,这不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外国也有学者做这种事。数学界的道德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

记者您曾说,“如果我没获得菲尔兹奖的话,我可能就被这些人打垮了。”

丘成桐:是啊。学问上的事情别人搞不懂,丘成桐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诽谤,也许媒体和官员就相信了。但菲尔兹奖中国只有一个人得过,想毫无凭据地攻击我就比较难。

就好像我的两个小孩,他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1997年他们才十六七岁,当时我得了总统奖,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消息在我住的小城市也见报了。那天我就听到两个小家伙私下聊天说,诶,爸爸平时可能不是在吹牛,他好像还不错,拿了总统奖。

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在中国吃不吃香、能得到多少荣耀。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只是我不拿钱,反而有些人不高兴,攻击我。

谈“丘成桐科学奖”:华人并非天赋异禀,中国孩子需要创造力


丘成桐的两个儿子都曾获“西屋奖”(后更名为英特尔奖),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中生科学竞赛奖项。他也受此启发,创办了属于华人学生的中学数学奖。

“东润—丘成桐中学科学奖”的前身是设立于2007年的“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由丘成桐发起,东润公益基金会和泰康人寿支持。奖项面向全球华人中学生,舍弃试卷和标准答案,学生的作品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交。

丘成桐说,他在评审中发现了一些很有能力的孩子,“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相当于研究生”。然而总体上,他并不赞同华人是“数理天才”的说法,他希望中国的孩子能从研究性学习中找到乐趣,培养创造力。

记者近年来只要是关于“华人数理天才”的报道都会引发热议,比如哈佛最年轻的华人物理教授尹希(Yin Xi)、另一位华裔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轩(Terry Tao)。华人在数理学习方面真的天赋异禀吗?

丘成桐:我不这样认为。我也是哈佛物理系的教授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尹希的升职,就是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一个正常程序。尹希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但谈不上是大天才。

记者华人数学家在美国的影响力整体上如何?

丘成桐:影响力没你想象得那么大。学数学的中国人多,但和犹太人还有差距。在数学界,要论最尖端的领域,俄国人的影响力比中国人大得多。

记者那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伯克利能走出八个菲尔兹奖获得者,中国没有?

丘成桐:中国事事讲平均,拔尖人才不容易脱颖而出。

记者您设立“丘成桐科学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丘成桐:我觉得中国很多小孩念书方法有问题。家长望子成龙很正常,但以考试、分数为主不能培养创造能力,跟外国人相差很远。

我设立这个奖项,鼓励研究性学习,是效仿美国“西屋奖”。我的两个孩子都得过“西屋奖”,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奖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他开始考虑做科研,充满了做研究的信心。这个奖为美国培养了不少一流的人才。我想中国小孩子也应该培养这样的创造力。

记者为什么2007年开始做这个奖项?

丘成桐:这不是想做就做的。八年前我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生谈这件事,他很高兴,也很支持。要请世界级的专家来改卷、面试,安排学生来考试,机票住宿这些基本开销加起来,一年也要将近一千万人民币。坦白说我拿不出来。陈东升在人力和经济上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有人认为你在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我没法取悦每一个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想帮助中国小孩。

记者对于这个奖,您一直说要以奥数在中国的发展为前车之鉴。

丘成桐:奥数不是罪恶,外国的学生也做奥数。真的有心去玩玩没什么不好。但你强迫小孩子为了它日以继夜地准备考试,那就成了问题。

奥数考的是偏门、艰深的题目,有些题目我也做不出来,考那么刁钻的内容有什么好处?小孩拼命学习某一方面很狭窄的路径,即使拿了两个奥数金奖,很多数学问题还是不懂,这就是大问题。从中学到的东西不足以使小孩子成为好的科学家。

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有学生拿了两个金牌,奥数满分,现在出来的成绩不是最好的。分数高不是目标,我们做教育是希望小孩能有前途。

记者跟踪过“丘奖”获奖者的发展情况吗?

丘成桐:做过跟踪,大部分会选择读书深造,发展得很好,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清华、北大的都有。

记者从公布的名单来看,不少获奖者来自一二线城市的著名高中。“丘奖”鼓励的研究式学习,在中国是否只有少数学生有条件进行?毕竟还有许多孩子的教育是和高考绑在一起的,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

丘成桐:我们不是教育部,能力有限。你要我丘成桐或陈东升,照顾到整个中国每年毕业的六七百万高中生,这不可能。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我们能做的,是以最少的经费达成最好的结果。我们义务做这个奖,没收过任何钱。我的朋友,今天来做评委的,都是世界著名的大教授,我们除了报销机票和住宿费,没有给任何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去照顾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只有在能力范围内,通过一些著名的高中、大学,来挖掘最好的人才。

记者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

丘成桐:年轻人做数学一定要有很浓厚的兴趣,否则就不要做。

虽然刚才讲了不少曲折,但其实我很愉快,我做了想做的事,至于成功与否不在我,而在这些小孩自身的努力、中国政府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做事情是凭热情,认定是对的就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只要热情够了,事情就会做好。我做学问做了四十多年,经历过很多挫折,最后还是成功了。

很多事情,我一点也不后悔。

本文经《澎湃新闻》记者彭珊珊授权转载,较原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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