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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2008-06-05 19:58:06

分类: Linux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

  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地望,即姓 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 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 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

  “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 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 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没。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 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

  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

  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 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 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 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 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

  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 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 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 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 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 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 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 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 ”,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 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 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 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 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 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要姓为第 一,外威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

  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

  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

  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题,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 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 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石单和张安世,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 冯唐(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 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 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 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 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 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 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 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分攵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分攵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

  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 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

  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 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 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 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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